今天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党左派政治家廖仲恺先生逝世100周年建筑设计 。
廖仲恺1877年出生于旧金山建筑设计 。1902年赴日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预科和中央大学政治系，任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同盟会总部的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干事、外务部副部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赴，参加反袁护国斗争。1915年，任中华革命党副部长。1921年5月，任中华民国代理总长。1924年6月，任广东、黄埔军校党代表，被称为“黄埔党军的慈母”。7月，任政治会。此后，又历任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东征军第一任党代表、军事会、军需总监、大元帅府秘书长等职。1925年，广州成立后，任长。时期，廖仲恺积极同中国合作，开展工农群众运动，推动并捍卫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成果，被誉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第一功臣”。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中国党部门前被党极右派刺杀身亡建筑设计 。8月25日，廖仲恺遗体暂厝广州市驷马岗朱执信墓旁。1935年9月1日，为廖仲恺举行国葬，将灵柩移葬于南京孙中山陵园西侧的紫金山南麓。
为纪念廖仲恺先生，我们特转载南京工业大学朱阁珲、郭华瑜、胡占芳等学者的文章，以资纪念建筑设计 。
廖仲恺何香凝墓（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片来源：小红书@雨猴
廖仲恺何香凝墓建筑设计解析
——兼论民国时期国葬墓建筑布局与形制特征
文 | 朱阁珲、郭华瑜、胡占芳
来源 | 《城市建筑》2024年第7期
01 研究缘起
国葬是以国家名义为有特殊功勋者举行的最高规格葬礼，代表国家对逝者的高度尊敬与表彰建筑设计 。廖仲恺与孙中山逝世于同一年，为表彰他为国家和民族所做的贡献而作出“国葬”决定，并附葬中山陵园，是近代史上国葬且附葬的第一人。
但廖墓建设历程颇为曲折建筑设计 。廖墓营建自1925 年，因时局动荡至1937 年方全部落成，其间十多年，经历了两部《国葬法》的变革，廖墓筹备之初，一切事宜皆按照国葬最高规格设置，择址于南京钟山天堡城下，毗邻中山陵园，委托刚获得中山陵竞赛头奖的吕彦直为责任建筑师。至1935年重启廖墓设计建造时，吕彦直已病逝，故重新委托参与中山陵项目的建筑师刘福泰负责。与此同时，第一代留学归来的中国设计师带回西方体系化的设计方法，建筑形式上普遍体现“中国式”之民族复兴的要求[1]。
作为近代中国建筑史较少提及的个案，廖墓的建设充满时代环境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其建设过程体现了近代国葬制度的变革及对中国传统形式的现代化探索建筑设计 。而在国葬机制下，廖墓与同时期国葬墓有何异同？面对山地地形与“中国式”的要求，廖墓择址与布局是出于中国传统相地择址观念，还是现代工程合理性的考量？与中山陵是否有呼应？对于西方设计手法与中国传统形式风格之间的矛盾，设计师又是如何进行取舍与平衡？
廖墓营建过程保存的资料仅有1935 年工程说明书一份和刘福泰绘制的工程图纸四幅（见图1），两位建筑师鲜有关于该项目的言论建筑设计 。本文通过对廖墓场地的体验与绘图抽象工作，从历史研究与现状解读两个方面出发，解析廖墓设计中的要点关系，并从国葬仪式的需求、山地地形对建筑布局的制约，以及平面组织手法几个视角探究近90年前建筑师设计时的种种考量。
02 近代国葬墓建筑规格及布局特征
近代第一部《国葬法》颁布于1916 年，在适用期间仅为黄兴、蔡锷、孙中山三人建设陵墓并举行国葬建筑设计 。1930年南京正式颁布近代第二部《国葬法》，廖墓于1935 年再起营建事宜时，已依据新《国葬法》为谭延闿和黎元洪举行了国葬典礼，其中谭延闿墓，以及与廖墓同期筹备营建的范鸿仙墓皆附葬于中山陵旁。
2.1 近代国葬墓建筑规格
关于国葬墓规格样式建筑设计 ，第一部《国葬法》有较为细致规划：
1. 墓地四周环以墙垣，前置墓门，立碑于门外之左；2.坟墓高宽方圆无定式，墓前或后树石碑一，标题姓氏；3. 相度地势建筑飨堂三楹，中间龛一，安设神位；……左右余屋各二间，存置祭器什物及为致祭者休息之所建筑设计 。[2]
这表明近代国葬墓的空间序列继承了传统墓葬建筑的三个功能要素：谒陵（墓门、墓道）、祭拜（祭堂、石碑、坟冢）、休憩（附属建筑）建筑设计 。核心为祭祀区，坟冢单独位于围墙之内，石碑立于墓门之外，致祭对象为祭堂；整体布局依地形设置, 并无一定之规。
相较于第一部，第二部《国葬法》仅对决策与执行机构进行更替，陵墓规制与祭祀制度其实相差无几[3]建筑设计 。从另一角度来说，国葬主要目的是构建公祭仪式的秩序以标榜墓主生前功绩和职权，故国葬墓的营建首要满足国葬典礼的仪式需要。第二部《国葬法》中增加“国葬仪式”专法，仪式流程与参与者应行礼仪更加规范，从仪式需求可反推该时期陵墓建造要求：陵墓主体墓穴工程完工时举行国葬典礼，待国葬之后继续营建墓地其余部分；国葬典礼核心部分为移灵安葬与公祭仪式，主要祭祀对象为安葬灵柩的墓冢，仪式场所位于墓穴前，而祭堂则在国葬典礼之后完成建设，以供后期民众祭拜。故墓冢区域需要包含可容纳一定人数的祭祀空间，与之相对地减弱了祭堂的重要性。
2.2 近代国葬墓建筑布局特征
陵墓基于国葬仪式的需求而建，但布局方式仍有差异建筑设计 。从各墓建筑布局（见图2）中可看出，谭、范二墓墓冢（宝顶）区与祭堂相互独立，由顺地势曲折布置的墓道相连，祭堂位于中部，尽端为墓冢，各自加以独立围墙。此举以刻意回避台阶路径直达墓区的方式，采用迂回路径并在其间穿插多样小品，谒陵、祭拜与休憩三个功能相互交错，既实现对地形的巧妙利用，也通过自然环境的过渡引导参观者逐步进入祭祀氛围。与这种自然式布置路径不同的是中山陵，采用一以贯之的中轴线统领整体布局，祭堂与墓室前后并置于墓道尽端，墓道随地形变化呈直线上升态势，借助自然之势突出尽端祭祀区的焦点地位。而设置祭祀区并环以围墙的方式，也恰应和了第一部《国葬法》规制。
廖墓在建筑类型上吸收早期国葬墓的特点，根据仪式需要简化建筑类型，仅保留石碑与宝顶作为核心祭祀区，取消祭堂建筑设计 。建筑布局则采用与中山陵一样的中轴线进行组织，轴线南北向布局，顺应地势上升使主轴线序列形成爬升的仪式感，以烘托轴线最北端最高点的祭祀区（见图3）。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对功能衔接处的处理不同，中山陵有完整的陵门、碑殿与祭堂墓室建筑以进行功能的转换与过渡，廖墓则通过墓道终点处台阶平台的高度变化与三次方向转折提示墓道与祭祀区的分界，在有限的空间中利用参观者自身动线与视线的变化实现功能的过渡。
03 廖墓选址特征
从国葬墓与中山陵附属陵墓的功能定位来看，陵墓基址既要考虑自然景观质量以满足纪念性功能和工程实施可能性，又要兼顾与中山陵的关系以满足政治需求建筑设计 。谭、廖与范三墓，皆位于中山陵南侧，在陵前的广阔地带分散布置，彼此之间关系松散，但附葬墓在规模和高度上均小于、低于中山陵，主从关系明显。谭延闿墓位于灵谷寺轴线东北，范鸿仙墓在登山道东侧山坡，都布局在山凹延伸部位的较高处以回避显而易见的场地汇水（见图4）。
廖墓基址由廖仲恺之女廖梦醒与廖墓筹备会共同决定，位于南京钟山磨盘山，中山陵园西南部，明孝陵之西，天堡城下地一区[4]716，最高点高程较中山陵祭堂低108 m建筑设计 。该址坐落于坡度较平缓的山岗之上，北侧略有山峰凸起，其后为天堡峰，满足北侧靠山之势，但仍不同于古代传统方位布局学说择址于山凹处以实现“藏风聚气”的要求。但从现实施工角度来看，于山岗处刨槽可以减少土方造价等现实问题的难度，场地施工较易。
面对山地地形坡度、高程和土方带来的不规律性，廖墓与中山陵也有相同的思路建筑设计 。二者基址皆以钟山主脉为背屏顺山向而布，同时都依照山岗地势的偏角对轴线方向进行扭转（见图5）。中山陵轴线呈北偏西3°，廖墓轴线呈北偏西5°，不似明孝陵严格保持正南北方向轴线，而是使轴线垂直于等高线，这使得陵墓在保持严整轴线的同时达到与地形的和谐，场地主轴线与钟山原有基地特质产生关联，从而取得自然形势与纪念性功能的策略性平衡。继续延伸廖墓与中山陵的轴线发现，两组轴线并不达山峰顶点，而是错落于主峰之侧，并没有明孝陵轴线顺山势与独龙阜相接的态势。这表明在择址时虽曾考虑基址走向以及墓穴与周身山脉形势上的关系，但对于墓穴点位的选择并未如古代相地一般严格，不同于传统方位布局学说的考量，而是更看重工程策略的合理性。
04 廖墓建筑布局分析
在廖墓布局中，设计师选择用爬升的轴线应对地形并约束节点设置，通过节点的转折和高度的变化，细致地引导并调控参观者的行动路径和心理感受，而对节点的巧妙处理和连接也反向强化了轴线的导向性和祭拜对象的重要性建筑设计 。
4.1 轴线约束与引导
廖墓地处山岗，整体场地落位于等高线相对疏朗的区域，基址自身存在南北高差，在布局中即利用自然地势构成南北向轴线，根据地形的陡峭缓和程度进行对应布局，引导空间和功能的转换建筑设计 。在轴线约束下，利用墓道与台阶消解高差变化，将地形自然地融入建筑序列中，同时将地形在工程上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见图6）。沿轴线实现功能性高度抬升的同时回应场地山势，空间的统一性由此延伸至与环境的统一。
4.2 节点定位与分区
廖墓空间序列按照祭祀流程保持了完整的休憩、谒陵与祭拜三段，在功能交接处以台阶平台为节点，限定整体空间的布局结构（见图7）建筑设计 。第一个节点为门槛式的石阙平台；第二个节点为墓道与祭台之间的三段台阶平台，包含高度变化和三次方向转折，台阶的重复与转向产生递进的节奏，一步步强化后方空间的重要性。两个节点皆在视线可直达的情况下通过复杂行动的路线，以参观者自身行为的变化控制心理的变化，在简洁的空间序列中，赋予建筑群更多观览层次。在两个节点前后各有一个广场空间作为过渡，在线性路径后骤然放大空间尺度，空间的转向及空间尺度的对比包含了对下一功能的暗示。随功能变化和节点定位，陵墓被分为三个结构性区域：入口休憩空间对应缓坡与平地，以望柱作为两侧纪念性节点并界分陵墓内外；中段谒陵墓道对应陡坡，经由 80 m 的路线上升7 m的高度；尽端祭拜区为平缓区域，核心是 330m2的祭祀平台，后部弧形围墙环绕宝顶亦为全园最高点。
4.3 结构空间的比例关系
从平面组织的角度，廖墓在轴线控制下的各结构空间则是用一种几何的比例尺度去调节各个局部空间组织在一起的关系，并通过功能的引导加强序列的秩序感，形成完整的构图以及和谐的场所感受建筑设计 。
经过对廖墓的实地测绘发现，墓道宽度和宝顶直径皆为 9m，祭台宽度为 27.88 m，宝顶直径与祭台宽度之比恰为1:3建筑设计 。故选择宝顶直径为单位尺寸，在平面图中建立网格（见图8），发现整体平面的比例考究有迹可循。三个结构空间——签到广场、墓道和祭祀区南北方向比例接近5:8:8，墓道和祭祀区比例为1:1；祭祀区中，祭台和石碑宝顶区进深比为5:3，祭台平面为矩形内收四角，长宽比为3:5；两个节点处的台阶平台与其前后缓冲广场的进深别为1:3 和2:3。
在廖墓两位建筑师的西方布扎体系训练中，比例尺度正是构成的关键[5]建筑设计 。3:5、3:2 等比例皆是西方古典建筑中的重要比例关系，其比值接近黄金分割比0.618，视觉效果上更易取得和谐美的感受。在吕彦直于1925 年设计的中山陵中，祭堂平面长宽比为3:5，祭祀区与墓道进深之比为2:3（见图9）；在近代中族风格建筑中也有类似构图。
5 建筑形制特征
在1935 年廖墓设计要点中增加“墓用中国式”之形式风格要求[4]716，此为新首都南京在城市建设活动中对建筑风格表现的明确追求建筑设计 。1925 年，中山陵设计竞赛要求建筑形式采用“中国古式而含有特殊与纪念之性质”[6]149，至1929 年公布的《首都计划》中形诸文字：“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5] 而“中国式”形式风格具体为何？统览中山陵八份奖方案，皆通过建筑本身具有象征性的结构及构件体现此要求，如在建筑立面上石刻仿古式的装饰立柱与斗栱；1931 年设计的谭延闿墓，设计师杨廷宝对中国传统建筑类型进行了改造，建筑立面以西式古典比例构成组织北方官式建筑形象，以此回应“中国式”的要求[7]。这皆表明当时关于“中国式”的形式风格仍处于摸索阶段，并无特定专指的标准，可根据设计师取向及任务条件而定。
廖墓设计中对中国式的阐释与表达主要体现在建造细节的处理上建筑设计 。在各空间交会处皆设有中国传统建筑要素，如望柱、石阙、宝顶等，均以混凝土浇筑并外覆石板或刻画出石板痕迹。各构筑物保持着传统要素的组织结构但简化了纹样细节，甚至用西式古典要素替换了某些细节的刻画，整体呈现出延续传统形式但又有别于古代传统规制的中西交织的陵墓形象（见图10）。
墓道入口处的石阙采用汉代墓阙形式，有完整的阙基、阙身、阙楼和阙顶四部分，但同样将阙身的雕刻装饰简化为石板纹样，不似前朝石雕的精致华丽而显朴素大气建筑设计 。墓表对称设置在前导空间两侧，作为祭祀与世俗空间的分隔，保持了传统望柱的基座、柱身、柱头三段式构成，简化柱身中通体云纹龙饰，八角形须弥座的基座与六边形柱身一样通体不饰雕刻；柱头下方雕饰莲状花纹，承露盘上为一只简化了鳞片的坐狮。宝顶位于陵墓尽端，由混凝土浇筑外覆石板。宝顶上部为直径 9m 的球体，中部与基座同为八角形，中部环绕 24 根多立克式壁柱。与 1935 年的设计图相比，廖墓建成宝顶缩小了圆顶高度，增大了基座高度，在总高度不变的同时中段壁柱部分三段式结构更为完整。
06 结语
廖墓的社会背景和设计师的教育经历使其设计呈现复杂的内涵，却最终表现为简洁明了的空间结构建筑设计 。相较于同时期其他中山陵附葬国葬墓，廖墓建筑类型更为简洁，对自然地势的利用，以及各功能空间的组织皆以突出核心祭祀空间为目的；以西方古典比例关系组织各结构空间，建筑风格更直接地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与西式建造细节结合，用形式化和历史主义的方式表达“中国式”风格。或许因为出自同一设计师之手，廖墓对中山陵的呼应也更为直接，对山岗自带高差的基址条件，建筑布局同样采用严格对称的主轴线控制手法，通过墓道直线上升的态势强化地形特征，在功能交界处增加台阶和转向以提示功能变换并消解地形影响，将地形高差融入建筑布局中，取得建筑与场地的统一。
近代中国的国葬墓是彰显其的性和正统性的公共平台，一切规制极为隆重[8]，而具体的营建仍处于摸索阶段，廖墓以仪式流程为出发点进行建筑布局，其设计建造亦是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西方古典设计方法较早期的一次碰撞建筑设计 。在此之后仍有各纪念性建筑不断通过对西方范式的借鉴与运用，改良自身传统建筑形式，以期追求中国传统形式的现代化表达，皆为续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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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踊．西方学院派建筑教育史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建筑设计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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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董笑笑建筑设计 ，许懋彦．策略·知识·文化：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石子岗新校的地形学议题[J]．建筑学报，2023（01）：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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